不过，在社会底层经受磨练，并非没有好处。黄锡璆说：“这些锻炼使我对基层有更多的了解。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会更多地关注实际。在做工程的时候，往往更多地考虑这个建筑是否实用。我选择医疗建筑也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医疗建筑是受限制较多的建筑类型之一，医院首先解决的是病人看病、环境安全等问题，若片面强调美观而忽视使用功能，就不太实用，病人看病可能会不太方便。”

留学西欧

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黄锡璆也是其中之一。1984年的春天，时年43岁的黄锡璆被公派赴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两年。这次留学，成为他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

“能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我挺幸运。建国以后，只有解放初期派一批人到苏联、东欧留学，后来就没有了。”黄锡璆说，一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发展、时代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能被公派留学，其实也离不开黄锡璆平时的积累和努力。留学首先要过外语关，黄锡璆小学和中学学英语，大学里没有英语班，只能学俄语，但他买英语书自学。工作以后，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一有空就坚持不懈学英语，这为他去西欧留学打下坚实基础。

鲁汶大学始建于1425年，不仅是比利时最好的大学，在整个欧洲也名列前茅，它在生物学、医学、建筑学等研究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鲁汶大学工学院人居研究中心有不同研究方向，包括城市规划、住宅设计、医疗建筑等。“我选择了医疗建筑方向，因为不管社会怎么变，医院总归是需要的。”黄锡璆说。

来到古老的鲁汶城，黄锡璆像是来到了一个新天地。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成天泡在图书馆。他的勤奋赢得了导师戴尔路教授的赞赏，也为他赢得了攻读博士的机会。本来他的身份是进修生，进修两年，毕业也没有文凭。黄锡璆感觉自己已年过不惑，以后很难再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了。于是，他向导师提出，能不能继续读博士？当时，导师戴尔路教授既是规划建筑学院的院长，也是工学院的副院长，说话比较有分量。他访问过中国，对中国也颇有好感。他对黄锡璆说：“那你写个报告吧，申请把你进修头一年课程的分数算作博士资格考试，你通过了就再念。”

黄锡璆很顺利地获得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但是，公派留学只有两年，接下来读博士的钱从哪里来？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就只能回国。黄锡璆开始发愁。

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正好有一位中国留学生提前回国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教育处就把资助名额给了黄锡璆，解决了他一年的留学费用。之后的几年，导师戴尔路给了黄锡璆一笔特别助学金，让他得以完成学业。

黄锡璆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暑假许多人都出去旅游，外国同学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还在啃资料。周末假日到图书资料室摘抄资料次数多了，管理员干脆把图书馆的钥匙放在值班室墙上，由他自取。妻子曾陪他在比利时住了一年零三个月，他没有陪她去欧洲著名景点玩过一次。

“其实，我们学建筑的也喜欢参观建筑看风景，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宝贵，希望多学习阅读多做分析研究，争取把学位拿到。如果拿不到学位，回来跟单位怎么交代？怎么对得起单位、对得起国家！”黄锡璆说。

二次归国

1987年11月，黄锡璆终于拿到了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也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医疗建筑的留学博士。

身边的很多人选择留下来或去别的国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心动，义无反顾回到了中国。“当时能留下来的机会很多，有些人毕业后去了美国、欧洲或新加坡。不过，我觉得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出去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回忆起第二次归国的经历，黄锡璆语气很平淡，“国外再好也是人家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地方。”他不仅自己回来了，还极力劝说其他同学也尽量回国。

黄锡璆不仅回来了，还带回许多珍贵的学术资料。“当时好多资料国内比较少，买书比较贵，所以我想多复印一些带回来。学校图书馆和资料室都是开放的。”黄锡璆把复印的资料送到附近的一个装订车间，装订成册。

回国的时候，黄锡璆带了10余箱书籍和资料回来。为了便于单位的学术交流，他还带回一台幻灯机——如今幻灯机不稀奇，当时却非常稀少。

在1984年出国留学前，黄锡璆已在建筑设计领域中摸爬滚打了20年，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默默无闻，但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底。1988年留学回国后，47岁的黄锡璆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人生坐标。他信心满满，要在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领域有所成就。

时不我待，他梦想着把在国外的所学所见，尽快运用到祖国的医疗建筑事业中。

巍巍功德照人间

“我们的设计成果一步步从图纸转化为实体，一幢幢医疗大楼相继拔地而起，一家又一家医院陆续接诊收治病人，工程项目遍布全国，这是我最为之自豪和欣慰的。”

黄锡璆回国以后，曾经想边做工程设计边做研究，也曾设想到学校执教，而设计院不希望他离开。黄锡璆也认为，如果去机关工作，可能把业务都荒废了，在生产研究一线工作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决意留在院里，哪里也不去了。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黄锡璆怀着满腔热情，希望能大展宏图，把在国外学的知识用于国内的医院建设上。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回国之初，中国的整体医疗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医疗建筑的设计理念还十分落后，黄锡璆满腹经纶却没有用武之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开始设计体制的改革，取消了对设计单位的事业拨款，设计院需要独立创收走向市场，开展医院工程设计起步艰难。身边的好心人顾及他的博士名声和单位的效益，劝他别做医院设计了。黄锡璆没有退缩，他坚信，一个中国医院建设的新时代必将到来。

从比利时回国之初，黄锡璆虽有博士头衔，但在业内的知名度还不高，在医疗建筑方面也没有太多的实践。黄锡璆沉下心，边研究，边实践。体制改革还逼得原本就不善言谈交往的他，不得不放下博士的“架子”，硬着头皮“下海”到处去找业务。大城市找不到业务，就到偏远地区找；大项目承接不下来，就做小项目；项目无法实现自己的全部设想，就一点儿一点儿地体现。

“那时候我们在创业，人家还不怎么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机械工业部下属单位，人家说机械工业是搞工厂的，搞什么医院，不相信我们。我跟人家说了半天，人家对我们还是将信将疑。我们提交给医院的设计方案，业主常常将信将疑。没办法，我们只能通过业绩来证明自己，耐心地去说服人家。”黄锡璆说。

大医院不相信他，那就从小医院做起。黄锡璆带领团队做了金华、九江、宝鸡、淄博等地的一些小医院，大多是一万多平方米，最小的只有3300平方米。在做小医院的过程中，黄锡璆脚踏实地，稳打稳扎，认真对待，慢慢积累经验，思考如何把国外的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获得了初步成功。其中，金华中医院规模虽小，但已经开始应用总体规划概念，被誉为“南国江城第一院”，获机械工业部优秀工程设计奖。

佛山医院——中国现代医院建筑的里程碑

厚积才能薄发。1992年，黄锡璆终于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让国外先进理念在国内医疗建筑领域落地生根”的机会。

当时，广东省佛山市要兴建一座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总投资6亿元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佛山医院）。一次性规划建设如此规模的医院，在当时的国内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