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璆，中国中元首席总建筑师（医疗），汉族，祖籍广东梅县。1941年5月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任抹县，1957年回到祖国，立志报效国家。1960年考取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196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原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工作，历任助理技术员、技术员、工程师。1978年9月，历经17年的苦苦追求，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至1984年的二十年间，先后参与了原机械工业部数百项大、中型工程的技术开发和设计工作，足迹遍布全国各地。1984年2月，考取公派赴比利时留学。1987年冬，获中国第一个医疗建筑博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后，黄锡璆一直致力于我国建筑医疗的学术研究和工程设计工作。1988年2月至1994年12月，任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医疗建筑研究所所长、高级工程师。1994年12月至今，任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总建筑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2001年退休后，仍置身于学术研究和工程设计第一线，为中国医疗建筑的技术进步和中国中元的医疗建筑业务发展而鞠躬尽瘁。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黄锡璆将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率先提出医院系统工程的综合优化设计理念，从空间布局、诊疗流程、医疗环境、安全环境、节能环保、新技术新装备的应用等方面，全方位提升我国医院设计水平，先后主持120多座医疗建筑的规划设计，许多工程开国内之先，引领我国医院建筑规划与设计的时代发展潮流，推动我国医院设计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由于学风严谨，品德高尚，在专业领域贡献突出，黄锡璆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2009年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为他在院内广场树立铭石，这是业主对建筑师的最高褒奖。199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199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0年被评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03年至2013年期间多次被评为国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2006年被评为集团劳动模范，2012年荣获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2013年荣获“国机精神楷模”荣誉称号。

苟利国家生死以

“回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出去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几年的收入，国家花了这么大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

1941年5月19日，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任抹县的一个华侨家庭——黄实华家里，欢天喜地迎接着一个小生命的到来。黄家已有两女一男，这次又添了一个儿子。新出世的男孩儿取名“黄锡璆”，“璆”是一种美玉，父母希望他能平安吉祥，怀瑾握瑜。

黄实华祖籍广东梅县，曾是一所小学的校长。30年代的中国，战火频仍，没有一片安宁之地。为生活所迫，黄实华与弟弟下南洋来到爪哇岛，几年积攒后，他开了个杂货店，弟弟开了个卷烟厂。

南洋归国

华侨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与当地华侨儿童一样，黄锡璆早早就进入华侨学校，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一。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当年的印尼政局不稳，时有动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尼还发生了几次排华事件，当地人抢劫火烧中国人的商店。华侨成为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海外孤儿”。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当地华侨欢呼雀跃——国家有希望了！受新中国感召，一批又一批印尼青年北上归国。

身为当地侨领的黄实华，1951年把大儿子和大女儿送回国，1955年把二女儿送回国。但他并未打算送黄锡璆回国，一是他年龄尚小，二是他们希望他继承父业，照顾二老。

然而，黄锡璆心有所归。从记事起，他就深深体味到父辈“游子”的辛酸和内心对“家”、“国”的火热向往。看着哥哥姐姐和身边朋友先后归国，他早就决定回国了。父母支持了他的决定。

当时的印尼政府规定，华侨如要归国，必须放弃印尼国籍，并签字保证不再回原居留地。“签字就签字，反正也不想回。”黄锡璆没有丝毫犹豫，就在当地政府移民局“保证一辈子不再回去”的契约上签字、摁手印。

1957年5月，黄锡璆与同学踏上轮船“芝万宜”号，泪别父母。在海上漂泊了5天5夜，船停靠在香港九龙。

上岸，拉着行李，走上几百米，越过罗湖铁路桥，进入悬挂五星红旗的深圳解放街。“入境了！到祖国了！”随着人群中的一声高喊，大家欢呼雀跃，黄锡璆兴奋不已，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读书求学

黄锡璆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学习了一个月就参加摸底统配考试，他被分到南京五中，插班读高二。当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生活十分艰苦。“当时因为没有吃的，好多同学浮肿，那时吃得最多的菜就是冬瓜，烧冬瓜、炒冬瓜，体育课只打太极拳，没力气做其他运动，晚上自修学习，常常忘了肚子饿。”回忆起这段历史，黄锡璆不胜感慨。不过政府对归国华侨很照顾，黄锡璆除了能收到米票、油票外，每个月还有半斤糖票。

1959年夏，参加高考之后，黄锡璆如愿接到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正是在这里，黄锡璆开始了自己的建筑生涯。当时南工建筑系人才济济，包括知名老教授杨廷宝、刘敦桢、童寯等，其他老师如刘光华、齐康、钟训正、郭湖生、刘先觉等，鲍家森担任黄锡璆所在班的指导员。

“这些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当时因为经历过困难时期，高教部强调教师要加强一线授课，所以有些老教授又回来授课，像童老就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刘光华教授讲医院建筑并辅导我们的设计。另外，因为南工比较注重学生的美术修养，强调基本功训练，在我三年级的时候，系里举办过一个画展，展出了一些老师的作品，如杨老、童老的水彩画，齐康老师的钢笔画，钟训正老师的铅笔画等。还举办一些学术讲座等等。这些活动对我影响很大，我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陶和感染，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黄锡璆记忆犹新，满怀感激。

黄锡璆说，尽管当时生活条件比较差，书籍纸张很紧缺，但是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都非常勤奋、用功。当时大学里学俄语，因为字典不好买，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刻蜡版，编辑中、俄文建筑专业词典，大家凑钱油印，人手一册。建筑系要学水彩，水彩纸买不到，就到书店买苏联的招贴画，用反面当画纸。

书山有路，学海无涯。进了大学以后，黄锡璆视野越来越开阔，逐渐理解了建筑，知道了如何做设计。

十年磨练

1964年8月，黄锡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毕业服从分配走上设计岗位。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我们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在毕业分配时强调服从祖国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对我而言，只要能学以致用，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就好。”黄锡璆说。

1964年国家开始三线建设，当时领导照顾他，准备留他参加北京的一些工程设计。但他坚持要“到艰苦的第一线去”、“要下海游泳”，他前往四川泸州自贡，参与工厂车间设计，民用项目如工厂食堂、办公楼、医院设计等。

工作不到两年，十年浩劫便开始了。当时把人分成“红五类”和“黑九类”。黄锡璆是“有海外关系”的华侨，属于第九类人。在“文革”期间，黄锡璆格外谨言慎行，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我所在单位的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客观的，我的很多同学、同事对我还是很关心的。当然，我这样的身份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像涉及保密工程这样的设计是参与不了的。”黄锡璆说。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黄锡璆经受了磨练。他下过车间，在第一设计院驻安徽蚌埠的实习工厂开了一年车床；他到农村插队干过农活，插过秧，挑过粪；他当过装卸工，每天穿着粗布麻袋工作服，装几十吨、两车皮的货物到货运站；他押过车，大热天坐在铁皮闷罐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