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博士来说，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看着自己的理想，在作品中成为现实。
      1992年黄博士带领他的团队赢得了总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广东佛山第一人民医院的设计任务。他将国际先进医院的设计新理念、新技术引入佛山医院的设计中，结合多年来对中国医院建筑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开创性地运用方格网络交通模式设计、医院主街设计，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半集中式布局，开创了我国现代化医院设计建设的先河，成为中国现代医院的起点和标志性工程。

佛山医院的成功，带来了中国中元医疗设计事业的快速发展，医院设计项目应接不暇。在黄博士的带领下，中国中元的医疗设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中元的优势业务，技术能力全国领先，累计完成各类医院设计工程200多项。

黄博士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所钟爱的中国医疗建筑事业，几十年勤耕不辍，奉献不止。于今，年过七旬的他仍然每天和年轻人一起战斗在医院设计业务的第一线，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国际最前沿技术的追逐，总是那么忙碌，身边总有做不完的事，无怨无悔。这一切都源于他内心对医院建筑设计事业的挚爱，源于他心中那份朴素而又崇高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报效祖国、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黄博士是印尼出生的第二代华侨，从幼年记事时开始，他对“家”、“国”就有着独特的体验。他深深体味到父辈们“游子”的辛酸和内心对“家”、“国”的火热向往。1949年10月，当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印尼时，黄博士一家欢呼雀跃。在父母的鼓励之下，他的哥哥、姐姐率先回到祖国。父母希望黄博士这个最小的儿子能留下来，将来老了也好有个依靠。但黄博士已心有所归。他说：“国家新生了，年轻人应该回国学本领，参加祖国建设。”离开印尼之前，黄博士问都没问，就在当地政府保证“一辈子不再回去”的契约上签字摁了手印。1957年5月，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黄博士泪别父母，与堂姐和堂哥三人搭乘轮船，漂泊了5天5夜，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1987年11月，黄博士拿到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博士学位，身边的很多人选择留下来或去别的国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没有丝毫的心动，义无反顾回到了国内。他说：“国外再好也是人家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地方。”

黄博士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苦苦追求了17年。早在大学二年级时他就第一次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由于“极左”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尽管黄博士都一贯表现优秀，但“华侨”的身份还是为他的政治前途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不能参加政治学习活动，递交的入党申请书被一次次退回。工作上也颇受歧视。一次和同事三人去北京火车站调研，接待人员听说他是华侨，就委婉地谢绝。但他从不气馁，从不抱怨，心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党组织的向往。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他就拼命工作，主动要求出差，别人不愿意去的老少边穷地区，他争着抢着去。1978年，黄博士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圆了他17年的梦。

入党35年来，他一直保持一个习惯，每逢党和国家重大事件或活动，他都要主动向党组织或单位领导递交决心书和思想汇报，谈认识、提建议、表决心，工作生活中处处以党员的要求严于律己，对党无限忠贞。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第二天，黄博士就向党组织递交决心书，他写到：“祖国到了危难之际，我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灾区灾后医疗设施重建做点事情。”在这之后他多次赶赴灾区实地考察，为灾区医院重建工作提供了大量建议和咨询。他说：“入党时就宣誓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这不应该只是口号。”作为基层技术人员，黄博士用行动践行了这个承诺，为党的事业倾情付出，勇于担当，一刻也没有懈怠过。

黄博士心系民生，他通过医院建筑设计这一实践平台，一步步践行着为祖国、为党、为人民的信念和目标。他认为，医疗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医院建筑设计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他始终坚持医院建设要以人为本，把人文关怀融入到设计中，以保障病人和医患人员的利益为核心。

当遇到可能会对病人和医护人员健康不利的设计要求时，他据理力争、绝不妥协。2003年小汤山“非典”医院的设计任务落到中国中元的身上，落到大病初愈的黄博士肩上。这是一项特殊的使命，上级要求三天三夜完成任务，但黄博士认为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的医院不足以在隔离、通风、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达到烈性传染病医院的标准，将对医护人员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他坚守原则，一次又一次地与相关单位和部门沟通，甚至发生剧烈争吵。最终一边设计一边施工，在黄博士的带领下，经过7天7夜的努力，中国中元交出圆满的答卷。小汤山医院收治的680名非典病人得到有效救治，1200余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做到零死亡、零感染，为北京市有效控制非典疫情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黄博士留学归来后一直担任世卫组织和卫生部的顾问，他坚持走进基层、关注民生，多次奔赴偏远贫困地区考察调研，关注基层医疗设施、麻风病医疗设施和精神病防治机构等的建设，推动贫困地区医疗设施和医院建设的改善。近年来，拖着病残的身体，他正在著书立说，要把毕生的研究和实践成果进行系统总结，这将是他留给中国医疗建筑设计领域的又一宝贵财富。

对待名利，黄博士淡泊而从容。48年来他用平和的心境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不为名所缚，不为物所累，不为利所驱，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元的设计事业，奉献给祖国的医疗建筑事业。

在学术上，他有着包容的胸襟。业内有人对他开风气之先的言论进行复制，他并不计较。他说：“医疗建筑设计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新概念、新理论只要得到传播了就好，至于谁得了名利，有什么关系呢？”业内对他具有独创性设计的模仿，他也并不在意，他说：“中国医疗建筑有这么大的市场，没有一个单位能做得过来，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达到了为社会造福的目的就很好。” 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战役中，黄博士团队更是把辛苦设计的20多张小汤山医院的图纸，无偿提供给多家慕名而来的地方传染病医院共享。

工作中，他克己奉公。在比利时留学时他非常节俭，为了找一家比较便宜的复印店，他可以多走半个小时的路程，但留学归国时，他把自己省吃俭用下来的留学津贴为单位购买了设备和书籍。他视网膜脱落休养期间，不止一次地对领导说：“我没有上班，工资是不是应该降一降？否则我于心不安。”单位体恤他年事高而且住得远，上下班安排专车接送，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家里的一件私事用过车。当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时，他不为所动。曾有公司感叹于“黄博士”这三个字的品牌价值，想以百万年薪挖他走，他断然谢绝了。

为自己的家庭，他从没有利用工作之便谋过一丝一毫的私利。几十年来，不管多苦、不管多难，他都默默承受。多年来家里住房紧张，安不下书桌他就常年趴在客厅里的小圆桌上写东西，集团领导慰问时看到他住房拥挤，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这样就很好。直到2008年，他家才在北京郊区购置了一套住房。他唯一的儿子十九岁就远走他乡、自食其力，从事与建筑业毫不相关的市场营销业务，从小业务员干起，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滴打拼出来。人们都说，其实像博士这样身份的人，要是给孩子谋求点方便太简单了，但是黄博士的孩子没有沾到他一丁儿点的光。

如今，他已成为令人敬仰的建筑设计大师，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功成身退、颐养天年，而是以年过七旬的高龄仍奔波在建筑设计一线。他说，我喜欢工作，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公司需要，我愿意一直工作下去。